今年選舉, 我自己去刻印店刻了1個「中華民國滾出台灣」的橡皮圖章, 我要把這個印章蓋在選票上, 來表達我的政治訴求.
我是獨派, 主張台灣要完整獨立建國, 多年來我一直把選票投給自稱要台獨的候選人, 我希望他們當選後可以幫我實現我的政治願景, 20年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投了多少次票, 我心中的台灣國卻連個影子也沒有,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做錯了什麼.
直到有1天我聽到「中華民國是我們朝野兩黨的最大公約數」這句話後, 才恍然大悟. 原來經由中華民國體制所選出來的政客, 心中不可懷疑和背叛的就是中華民國, 他們拼命保護中華民國體制, 而中華民國也不斷供給他們需要的錢與權.
我要推翻中華民國!
我要推翻中華民國!
我要推翻中華民國!
若看新聞, 看到政治人物整天在胡搞, 押注以及爭搶個人政治前途, 就倒盡胃口. 政治人物的成敗, 卻牢牢地牽扯住我們的心思, 每次選舉都像開賭盤, 政客耍弄一下, 群眾就跟著動一步, 我愈看愈不知道一直這樣下去, 我們到底能有什麼未來?
台灣人政治勢力掌權, 不必然能給我們更廣闊的未來, 我們的心思如果一直放在過去和現在, 只一直牽掛著在台中國人的勢力, 或只注意著脫離中國的威脅, 都不會因此讓我們跨更大步出去, 台灣的現代化才是我們得關注的戰略方向.
現代化大家都知道也大家都嚮往, 但是到底怎樣才是現代化? 要如何現代化? 台灣離現代化到底有多遠? 日本和中國的歷史經驗, 應當能夠給我們不少反省.
日本19世紀末期的明治維新, 使他們至今仍是亞洲第一等的國家, 同時代的清國自強運動沒有提昇國力, 反而淪為西方強權的「次殖民地」, 差別在哪裡? 日本明治維新只是將統治權從幕府轉到官僚手上, 沒有徹底清洗「臣民社會」的封建觀念, 以形成現代的市民社會; 清國被革命, 中國社會的發展卻仍舊沒有起色.
日本和中國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什麼? 台灣正慢慢走出威權統治陰影的此時, 可曾真正面對限制我們進步的阻礙? 科技, 資訊與消費的現代化我們好像不輸人, 可是我們的文化, 思想和價值標準, 依舊延續著國民黨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型態, 不但沒有脫離舊時代的決心, 也沒有對現代化的整體策略及深刻反省.
那日在山上, 我們談到在社運圈或藝文圈, 外省人掌握較多優勢的話題. 回來後這幾天這個話題不斷出現於腦海, 所以就寫下來整理思緒.
論這些優勢, 在過去50年的累積下, 許許多多外省優勢精英及其繁族佔盡人, 事, 地各方面的資源, 進而掌握了優勢, 提供他們「出書」「出聲」「出影」「出名」的極佳基礎, 就如同兩大報佔盡媒體資源50年, 其特權所累積的總總資源, 餘蔭足以庇蔭其繁族好幾代.
文化的發言權與詮釋權, 總還落在這些「外省優勢精英」手裡, 在他們筆下, 鏡頭下, 表演下, 從而駕馭及型塑出台灣的主流文化價值. 還要多久, 我們才得以「奪回」我們的文化歷史詮釋權, 建立我們的主流價值?
我很感慨, 難道台灣人就是不如他們嗎? 其實, 不論文學或影像, 台灣人的作品不會輸給外省優勢精英, 不能因為無法在主流上被大書特書或被注目, 就認為矮人一截 或認為台灣人不長進沒出息. 其實論台灣人總缺少較為突出, 較為搶眼的表現, 以致搶輸外省精英, 我認為台灣人很大的部份缺的是公關的手腕及包裝的資源.
舉出版事業為例, 有人比「遠景」的貢獻大嗎? 但誰記得「出版界的小巨人沈志恩」對台灣出版界的奉獻呢? 遠景倒了, 小巨人也倒了, 爾雅, 遠流, 聯經, 九歌這些外省掛出版社是主流, 是不會倒的出版社, 靠的是「優勢」「特權」「餘蔭」. 吳濁流的《台灣文藝》如何「慘澹經營」, 耕耘一份台灣本土的文學雜誌, 葉石濤自嘲「一群文丐」. 然而《聯合文學》不會倒, 靠的是「優勢」!
228一到, 台灣這間精神病院就再次全體發作一次.
立場搖擺的台派學者發表228事件研究報告, 馬英九說228是那時候的政府的責任, 不是國民黨的責任; 國民黨也拍了一支記錄片來記念228. 那些受難者家屬說不能因為他們拿了補償金, 事情就這麼算了......
228難道只是那些精英和受難者家屬的事情嗎? 他們以無辜, 冤枉的角度來突顯統治者的暴力, 侮辱了台灣人反抗的精神與正義, 現在錢拿到了, 還有什麼立場說話? 台派學者將台灣人反抗統治者的鬥爭, 解釋成兩邊生活水準無同造成的族群衝突, 讓支那集團可以接續這種說法再解釋成是「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 是日本人在煽動......總歸一句話, 228是歷史的MISS. 改天, 或許會換成支那人出來抗議為什麼他們要被「污名化」, 為什麼他們要背負228的「原罪」.
228尚未過去, 歷史也尚未清算. 如果有, 支那人不會有那麼多的優勢; 如果有, 我們不會看到那些支那集團的嘴臉就氣急敗壞; 如果有, 我們不會把228當做只是那些受難者家屬的事; 如果有, 黃昭堂不會肯定馬英九針對228的那些言論與行為; 如果有, 今天不是國民黨要向受難者家屬懺悔, 道歉, 賠償的問題; 如果有, 台灣人民不會到現在還不敢面對228.
支那人集團和台派政客學者形成一個新的統治聯盟. 台派拿228來騙選票, 支那人用道歉來合理化他們的統治地位的正當性. 他們都叫台灣人別再追究, 一同來促進族群合諧, 替中華民國找尋出路. 對這個出賣台灣人民的統治聯盟, 我們更要承接228反抗的歷史, 來治療我們400年來被殖民的精神官能症, 讓台灣從精神病院轉變成有是非, 有尊嚴, 獨立自主的國家.
2004年的228, 民進黨為了選舉造勢, 舉辦「手牽手護台灣」的活動, 那時正當我的軍旅生涯, 除了隊上少數的大專兵, 隊上大多數的一般兵, 全然沒被這事觸動到. 隔年, 2005的228, 各界沒有辦積極動員的大型活動, 媒體無從渲染, 運動宣傳車也沒穿梭於大街小巷中鼓吹動員. 這下可好, 連之前接頭接耳, 相互探詢的大專兵, 也沒了聲響.
2006年的228, 受難家屬廖繼斌說: 已經夠了, 他們要把228忘掉, 但這社會並不允許, 這樣很不道德!
當有人還不知228是什麼東東; 有人是正在認識228的途中, 甚至身陷情緒泥沼裡;有人卻已經知悉太多內情, 受不住內心折磨, 意圖將記憶抹去.
對這件影響台灣戰後發展的歷史事件, 各方感受怎麼有這麼大的落差?
當兵時, 隊上編制70個阿兵哥, 其中大專生不到10個, 很難得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和這些與自己不同背景的人相處, 也因為這樣, 才有機會了解, 為何他們會和「台灣」(歷史的, 公共事務的意涵)距離那麼遠? 為何我們以為極度重要的事, 他們卻一點感覺也沒有?
5月7日民進黨召開「黨務革新研討會」, 會中就「黨的基本價值與形象」, 「黨的組織發展」與「黨的選務改革」三項進行研討, 藉由聽取黨員意見, 力求革新, 以挽回民進黨日益下滑的聲勢與形象.
民進黨執政後, 最讓民眾詬病的, 除了清廉形象破損外, 還有與地方基層的脫節, 似乎執政後的民進黨不再是受人民寄望的政黨, 而變成財團政黨. 遠離人民的政黨, 如何能有貼近人民, 堅守人民利益的政策呢?
台灣歷經228, 清鄉, 藍色恐怖後, 打倒國民黨, 消滅中華民國外來政權成為台灣人的核心價值. 80年代以來, 正當反體制運動風起雲湧, 一波接一波的反獨裁專制, 取消戒嚴, 爭取言論自由……等群眾運動, 開啟了政治空間. 而歷經揮別黨外運動的民進黨, 秉著「體制內改革」的主張, 從「群眾路線」轉向「議會路線」, 號召人民送他們進入國會, 進而挺進總統府. 然而高舉「議會總路線」大旗的民進黨, 似乎早已預示著將踏往背離群眾的道路.
「台獨」與「反核」本是民進黨的兩大神主牌, 然而自從間接放棄台獨黨綱後, 執政後民進黨的反核主張也開始搖擺. 堅持改革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 但是執政至今6年, 在重大議題上卻是背離台灣人民的立場與期待, 妥協於舊勢力與財團壓力下, 如農漁會金融整頓, 軍教課稅, 特權18%, 核四復建與追加預算, 媒體改造……等. 如此看來, 「體制內改革」是否行得通? 民進黨的基本價值至今還剩下什麼?
游錫堃談到民進黨中常會的組織結構時, 說到「中常會的組成結構應隨執政或在野而調整」, 但是看了民進黨的施政成績後, 我想問,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是否也已經隨著執政而有所改變了? 民進黨現今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麼? 游錫堃的致詞稿上寫著「民進黨已經力行了二十年的修正主義, 我們始終站在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基礎上, 持續地自我挑戰, 反省, 修正, 再進步.」
4月28日, 台南市長許添財於三老爺宮廟前立碑, 紀念1661年鄭成功部隊攻打赤崁樓前, 曾把兵力駐紮在此. 五年來, 台南市不斷地投入大筆經費, 大張旗鼓地舉辦鄭成功文化節, 特意彰顯鄭成功「收復」與「開創」台灣的形象, 塑造成台南市招攬觀光的象徵.
正當我們戮力地破除長久來中國正統的統治神話, 竭力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 台南市政府舉辦鄭成功文化節, 不但罔顧歷史事實, 更是價值觀倒置的嚴重錯誤.
歷史上短暫佔領台灣的鄭氏政權是如何「經營」台灣的?
鄭成功的部隊擊退荷蘭, 接收荷蘭的區域海權壟斷地位後, 也同時接收荷蘭於台灣的統治制度. 這批流亡難民集團搶奪台灣原住民的土地與婦女; 為了安頓大批流亡軍隊, 沒收荷蘭的王田改為「官田」, 所有土地均歸鄭氏所有, 鄭氏部眾任意圈地為私田與文武官田, 並向鄭氏納稅, 難民集團搖身變為台灣最大的封建領主; 鄭氏政權極盡所能地掠奪台灣的資源, 一般人於官田耕種, 稅賦竟比文武官田高五倍, 苛稅雜捐更是不計其數; 陳永華為鞏固統治, 更引進互相監視的保甲制度, 台灣自此被納入中國的封建體制中.
鄭氏外來政權統治台灣22年, 這是不需抹滅的歷史事實, 然而鄭氏政權對台灣的暴力掠奪卻也不容避而不談.
7月15日, 吳乃德等人開記者會, 發表〈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
現在的氛圍或許已經不適合談「制度」和遊戲規則的問題, 而是我們對「政治」有什麼期待的問題.
這場記者會中, 這些前輩所談的大多也是關於「價值」和「台灣民主政治應該是什麼」的觀點.
民主的確不只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 起碼在一些追求更高價值的公民眼中不只是這樣. 但是, 在我們極度厭煩, 唾棄這套遊戲規則之前, 可能要先思考的是,「集會結社」,「言論自由」和「總統直選」, 都是我們的前輩為了台灣人能當家做主流血流汗換來的. 換言之, 這些「遊戲規則」是跟許多價值扣連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今天發現, 現在的統治者在這個遊戲規則內做得實在太差勁, 當然要有相應的制裁做法. 如果現有的遊戲規則實在不足取, 就應該改, 或者不照這個遊戲規則走.
但是, 民主政治雖然不只是制度安排, 卻也不是提倡「新聖王政治」. 現在民進黨的貪腐, 不正是因為在這個體制掌握到權力和資源後, 充滿太多未能有效規範的誘惑? 這些都不是將問題丟給阿扁所能解決的. 若不是因為這個體制掌握太龐大的資源, 太容易「以權易錢」, 1993年許信良怎麼那麼有信心開出「二十年免稅」的支票? 這個問題, 就算有一天台灣國的旗子飛上天了, 我們也要面對.
自由派學者發起的「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聲明及連署活動持續發燒, 當獨派人士陸續站出來後, 至少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存在對民進黨的不滿與痛心. 民進黨一再以「改革」,「愛台灣」,「本土政權」號召人民選票的支持, 也一再背叛人民的期待, 如今「本土政權」將不再是民進黨的萬靈丹, 天佑台灣!
這些自由派學者號召如此多人參與連署, 把社會不滿的聲音引動出來, 並試著開啟批判的空間後, 接下來呢? 他們的行動在哪裡? 昨天他們終於不打自招, 他們老早就先自我閹割──繼續說理, 開啟公民社會的對話, 但不會走上街頭. 根本就是講廢話, 難怪他們被笑稱為蛋頭學者.
當他們有道德勇氣站出來批判後, 卻不負知識份子的責任, 僅守在讀冊人的分寸, 這正是中華民國體制下養成的讀冊人, 先以知識份子的道德光環跳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 再教訓人民應該跟隨他們, 反正在他們眼裡群眾是被領導的一群, 然而他們不能也不敢領導, 如今許多人衝出去了, 他們趕緊喊卡: 我們只負責說理而已. 西方各國的知識份子是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 走在群眾前面, 台灣的讀冊人是躲在群眾後面, 不敢背負行動的責任.
7月26日的記者會後, 晚間的評論節目口徑一致向這些學者們開砲, 尤其台派人士更是獨攬批判民進黨的權力, 只有他們能批扁, 批民進黨, 其他人的批判則是製造混亂. 就像他們對台灣獨立與本土政權的解釋, 儘管說法前後不一, 自相矛盾, 但是只有他們說了算.
民進黨執政後緊縮的社會空間, 當這批學者試著開啟後(儘管他們強調不會行動, 只會說理), 如何在國民兩黨爭權奪利的情形下, 開啟新一波的人民運動? 我們不僅僅是要批判民進黨, 打倒國民黨, 消滅外來政權, 還要清算反形的政客, 學者, 社運頭人, 更要清洗深植我們腦中的中國士大夫思想, 及控制我們價值觀的文化霸權. 我們不僅是追求政治上的獨立, 更要文化價值上的獨立.
從2000年阿扁就職演說提出「四不一沒有」時, 就有頭腦清楚的人士, 將那些被政黨輪替衝昏頭的天真支持者稱之為「扁蟲」. 這6年來, 那些「扁蟲」還是極力為阿扁荒腔走板的種種背離理想信諾的作為, 毫無反省的盲目的加以辯護, 不惜一切代價只為成全鞏固民進黨的執政大位, 現在想想這個稱號──「扁蟲」, 還真是貼切. 當然, 從那刻起, 批評阿扁及民進黨作為, 就會被視為叛徒, 予以大加撻伐, 圍剿.
近來這段日子, 看到身邊週遭的許多鄉親父老兄弟姊妹義憤填膺的情緒反應, 阿扁及執政黨被修理, 被抓到弊案, 他們痛心又憤怒, 卻又不願面對事實, 只阿Q式的合理化阿扁及民進黨的腐化, 他們是最最悲哀, 被綁架的扁蟲. 從期待到失望, 從交託到被背叛, 從得意的扁迷到鬱卒的扁蟲, 情緒上的失落是沉重, 難過, 痛苦, 然而心情找不到出口, 也不被引導, 當然還是鄉愿的合理化, 同情化與理解化阿扁及民進黨的作為. 然而, 誰來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呢? 她們支持民進黨沒得到什麼, 除了選舉結果帶來的短暫亢奮.
民進黨種種名目張膽的背信作為, 背信於黨的理想, 人民的託付, 改革的承諾, 然而扁蟲仍共體時艱, 自欺欺人, 一次又一次不斷委屈求全的加以辯護背書. 當統治者一切都是玩假的, 只有鞏固自己的權力才是真的, 當阿扁及民進黨將支持者的信任與期望, 拿來當自己腐化的遮羞布時, 請問扁蟲得到什麼? 悲哀的連個幹字都不可得.
Ùi 2000年A扁--á tī就職演講the̍h出『四不一沒有』ê時, tō有頭殼清楚ê人, kā hit-kóa hō͘政黨輪替爽過頭ê天真支持者號做『扁蟲』. Chit 6冬來, hiah-ê『扁蟲』iáu是替A扁--á種種背叛理想kap信用ê作為, 無反省tō替i辯護, 無惜一切代價, kan-taⁿ為tio̍h beh成全鞏固民進黨ê執政大位, chit-má想--起-來,『扁蟲』chit ê名, ia̍h真tàu-tah. 當然, ùi hit-chūn開始, 批評A扁--á kap民進黨作為--ê, tō ē hông當做是叛徒, 大大kā攻擊, phùi chhùi-nōa.
我一直覺得「民進黨是本土派」是個很弔詭的問題, 只要講台灣認同的東西就是本土派嗎?
國民黨現在也講台灣認同的論述呀! 雖然很多熱心人士或關心台灣前途的, 會指出哪個歷史環節不是這樣的, 是國民黨斷章取義, 但我們這一代, 1980前後出生的這代, 我們還有依稀印象, 過去未解嚴時台灣籠罩的高壓氣氛.
但愈年輕這代, 她們愈搞不清楚, 她們出生時, 台灣就處在解嚴, 開放黨禁, 報禁, 自由選舉的狀態, 不談清楚歷史脈絡, 他們直接拿英美的例子來比對的話, 他們根本看不懂, 大家都在講認同台灣, 怎麼會拼得你死我活, 而且還不是一邊左派一邊右派, 一邊保守派一邊自由派咧!
因此我覺得說民進黨是否是本土派, 應該由整個台灣人反抗運動(不是反對運動)的脈絡來談, 民進黨很明顯是承繼台灣民眾黨或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自治派, 不是反體制派, 正因為中華民國體制未解決, 才有與國民黨輪替執政的問題.
也難怪精神錯亂的所謂「台派」, 以前1996年批李登輝是台奸, 而現在卻稱他為台獨教父; 一下說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已經事實獨立, 一下說1949年後國民黨撤退來台灣, 台灣從那時獨立, 一下子又說19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 台灣已經獨立!
一個誕生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韋伯以至貝多芬、尼采的偉大民族，怎麼會任憑一個落魄的小人物擺佈，終究走上侵略戰爭和犯下屠殺、迫害弱者的道路呢？
希特勒天才地抓住了人性的怯懦、逃避現實，既不敢也不願對自己的作為負責，期待一個強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卻又不甘心，只會在背後發牢騷、幹譙 的公務員社會的大眾心理。軍國主義、極端民族沙文主義深植於德國軍人和官僚隊伍，他們崇拜暴力，以充當暴力的工具為榮，把自卑和狂妄的情緒發洩到無力者身 上。
猶太人不肯融入他們所生長的社會，還處處以上帝的選民自居，難怪馬克思、恩格斯要斬斷猶太人的劣根性，托洛茨基要證明他是世界革命的公民。但是，希特勒卻善用了歐洲人數百年來對猶太人的仇視(連莎士比亞寫《威尼斯商人》劇本都如此)，他用暴力清洗猶太人，至今仍有許多人打從心底為他喝采。
產生獨裁者、暴君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乃至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背景。對一般德國人而言，希特勒並不是暴君，而是救星。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並非完全認定納粹德國是百分之百的邪惡軸心，因為希特勒反共，多少資本家和政客坐視他的獨裁和虐殺異己。如此矛盾的現象與一次大戰後戰勝國(英、法、美)的傲慢，正是希特勒解放了德國人恥辱感的良機。希特勒現象並不因為他的死去而告結束，資本主義國家「戰勝了」共產主義世界，新納粹主義正在滋長。
如果，228這場「革命」，或後續國府統治史，在現今有被操弄和曲解之嫌，我們真正要批判和克服的或許並不是尋常意義的「統派」或「藍軍」，而是從70年代開始所形成的「民主運動史觀」。
這個史觀，讓我們贏得了政權，也讓我們「以為」贏得了自己的國家。25年來的「綠色狂飆」，使台灣建立了民主普選制度，也確實讓台灣人政黨成為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統治體。「美麗島世代」的政治運動者，完成了「民主」的政治任務，但卻帶頭宣稱這個「民主體制」的遊戲規則不值得遵守，他又要「革命」了。
我們以為，建立民主就等於擁有了自己的國家，但是卻仍苦於國家認同的撕裂。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民主自治」，現在已經辦到了。那麼，我們呼召228的亡靈，建立紀念碑，除了「記憶」之外，是否，我們還要破除對「過去」的迷信---對「民主」的迷信？
若講228 chit場「革命」, iah是續接ê國府統治史, chit-má hō͘人teh操作kap扭曲, án-ne lán真正ài批判kap克服--ê, hōan-sè m̄是一般意義的「統派」iah「藍軍」, 顛倒是ùi 70年代開始形成的「民主運動史觀」.
這幾年來，台灣好像時空錯亂，過去威權和特權分贓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似乎是民主、法治的維護者，是道德與進步的代言人；過去反抗不義體制的運動群眾，現在卻好像是時代的「反動者」。過去我們以為用選舉和民主化，就能夠將中華民國轉型成「正常化國家」，時代的不幸和錯亂也將得以扳正，結果我們心底50多年的怨氣不但無從消解，鬱悶卻得繼續往肚子裡吞。
為什麼我們得繼續吞忍？為什麼我們只能眼睜睜地任由舊體制的權力者教訓我們？坦白說，我們強調的「民主運動」，從頭到尾就是錯誤一場！
自日本時代的士紳派、黨外到民進黨為主軸的反對運動，都不是要瓦解外來體制，只是在爭取台灣人於外來體制裡的參政權。階級平等和獨立建國的訴求，也只是短期間的政治口號，號召的群眾只是各政治勢力動員以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
我們看看國民黨佔台灣後，到處拆日本神社，忠烈祠就建在原本神社的地基上。他們統治台灣也是如此，將日本於台灣的痕跡全面清除，實際上卻接收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基礎。依附日本統治者以控制和剝削台灣人的台奸買辦，在蔣政權時代，仍舊是新「頭家」最忠誠的「管家」，繼續啃食新頭家犒賞的甜頭。
台派政治、運動頭人喊著「台灣人出頭天」，卻如忠烈祠般，他們沒有要拆忠烈祠，只想將台灣的神主牌也擺進去；又如跑路政權將日本台灣總督府的招牌，換成中華民國總統府，台派只想換另外一塊招牌，其他一切照舊，不義同樣照舊！
有一件事我沒刻意記著，卻一直在我心理，偶爾便會想起，一直到近幾年，我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義。事情是這樣的：
小學六年級時(應該是上學期)，有一次各科要算期末分數。音樂老師通知大家要表演一樣樂器或唱一首歌，表演後音樂老師會打分數，該分數就做為學期分數(因為平常音樂課都在上別的科目)。我因為剛學會口琴，就找了一首當時人人必唱的〈國家〉做為練習曲，練了兩天後就在音樂課表演了。但是因為口琴剛學會，而且曲子只練兩天，表演當然五音不全且斷斷續續的，總之很糟糕就對了，全班沒幾個聽得懂我在吹什麼。
表演後，老師問我剛剛吹哪首曲子？我答〈國家〉。老師臉變得嚴肅，問我為什麼會想表演這首曲子？我就把學校從小教我的愛國教育很正經的背了一遍，如該首歌曲裡的詞：「沒有國哪有家，……一直到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永遠。」說完後就下台了。全班表演完後公布成績時，我竟然是全班最高分！我心想，夭壽喔，會不會分數打錯了。其他同學也覺得不可思議，就問老師為什麼我的分數全班最高，是不是搞錯了？老師向全班說明：因為A-goan那樣地愛國，連吹口琴都會想到國家的苦難，讓人感動，所以拿最高分是應該的，也希望各位同學學習A-goan的愛國精神，解釋完還叫全班給我鼓掌。
夭壽，當時我真的嚇呆了。我從來沒被老師誇過，更別說全班對我鼓掌，那是模範生才有的待遇，也只有他們能習慣掌聲。我每天到學校只要沒被老師打罵，當天就爽一整天了。忽然來的模範生待遇，讓我臉紅了好久。我知道自己樂器表演得很爛，不可能拿高分，但是當時我卻不知怎麼回應，因為沒人會抗議自己分數太高，也沒人會抗議掌聲的，至少在當時是這樣的。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這幾年我想起這件事，才發現當年自己和老師，以及其他同學的角色，也慶幸自己沒掉入陷阱。為什麼呢？
有壓迫，就有反抗。
當歐美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世界時，被殖民國家發起文化復興運動，探尋民族歷史與文化，形塑在地的文化價值及民族認同，以對抗殖民者的文化霸權，促成被殖民國家追求獨立自主的潮流。
18世紀末，拉丁美洲的土生白人傳教士最先高舉「新美洲主義」，喚起美洲人文化覺醒，認同生長的土地才是祖國，強化自我的獨立意識。
18世紀法國思想啟蒙運動，影響中歐發展探討母語特色的文化運動。19世紀30~40年代，西歐民族主義正發展得如火如荼，也引發了東歐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可以說，開始散播民族主義思想的，不是街頭運動者，而是語文研究學家及詞典編輯者。
19世紀匈牙利的文化復興運動，鼓吹匈牙利民族意識。1830~1850年代，波蘭的知識份子推動產業振興和保護民族文化的運動，使得波蘭文化及語言在殖民壓迫下得以茁壯。19世紀中芬蘭的「芬蘭化運動」，不只爭取語言權，也使他們斬斷與殖民母國文化的糾纏。阿拉伯的文化啟蒙運動，在1870~1880年代提升為政治運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強化其民族內涵，奠定民族解放的精神基礎，鼓舞民族認同。20世紀初期東南亞的民族啟蒙運動，也是從文化及語言尋找自己的主體。
乩童，在台灣傳統信仰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乩童是信徒和神明的傳話人，但是乩童幫信徒和神明傳話的時機(上班時間)並不是由乩童決定，也不是隨時可以傳話，而是要看神明什麼時候有空，信徒誠心燒香邀請神明(觀神明)，如果神明願意和信徒溝通時會附身在乩童身上，稱為「起乩」。
神明附身後的乩童不再有自己的自由意識，一切言論和行動都已由神明接管。這時神明為了讓信徒知道自己附身在乩童身上，會踏一定的腳步，另外還會拿起各種法器或道具往自己身上劈砍，這時稱為「跳童」。
起童後的跳童畫面往往非常血腥，乩童身上由於各種道具或法器的劈砍，在背上、頭上、舌頭或臉頰流下一滴滴甚至一灘血，但是神威顯赫。在完成和信徒的溝通對話後(有些需桌頭翻譯有些不需要)，神明退駕，乩童全身無力地由旁人攙扶稍做休息，擦點神明指示用藥後，沒多久又是一尾活龍
乩童跳童時威風八面，信眾對乩童言聽計從，畢恭畢敬，於是有人也想當乩童，享受眾人崇拜。但是乩童的養成需要經多道程序，由神明指派及專人訓練和接受一連串考驗約束，真正能經過各種考驗成為神明代言人的乩童不多。然而台灣各種宮廟太多，乩童不敷使用，於是出現「假童」。
假童跳童又稱「跳假童」，假童跳童時外表動作及法器跟真乩童一樣，不過由於沒有經過神明認證神明不會附身，所以腳步花翹、法器亂舞，但就是不敢往身上劈砍，因為他們只是凡人肉體，砍了之後痛苦難忍會丟人現眼。跳假童只能吸引看熱鬧的信徒短暫的目光和掌聲，一但信徒要求顯神威(操落去)，他們就只能比畫樣子，跟信徒的對話也常答非所問或說些廢話拖時間罷了。
台灣四面環海，島內高山峻嶺，往哪裡逃？這就是「勇敢的台灣人」，未先打就想先落跑。所有革命的條件從未成熟，首先是思想鬥爭還未展開，其他還談什麼呢？
台灣沒有革命的條件，那麼全世界被殖民的民族又怎麼搞革命的呢？因為我們怕死，誰又不怕死？因為我們沒有外援，所以清代三年一反、五年一亂，總是「任征不 平，任反不成」？那麼台灣人又如何抗拒日本長達10年呢？這些當然不是革命，只是叛亂、只是「社會運動」。4百年來台灣人從未贏過一次，所以注定被外人統 治，這是什麼謬論？愛爾蘭人跟英國對抗8百年，南斯拉夫各族和土耳其人對抗近5百年，難道都是假的？
國情不同，因為我們是溫和理性的？那麼「番仔」卻早已革命成功，抬頭挺胸地做人了，我們還被外來政權踩在腳底下當畜牲。國民黨有槍、有軍隊、有特務，那麼「番仔」又如何對抗大英帝國、大美利堅、大法蘭西、大日本帝國呢？
台灣並非完全沒有一點點的革命條件，而是從未有人真正思考如何去發動革命。有的只是投機取巧、寧為走狗奴才、不願作人、承擔責任。這樣的心態反映在所謂「中產階級」身上，他們寧可坐視勞苦大眾被外來政權剝削踐踏，還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置身其外；或者反過來為虎做倀，羞辱自己的「同胞」──不，他們的「同胞」是日本人和支那人。
情況、環境、條件並非人為地不可轉移，否則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毛澤東、胡志明為什麼要鬧革命？台灣人只欠缺一個決心，更遑論鬥志了。一個生來就沒有 志氣的人，厭惡並否定別人有志氣；一個生來就被父母教導成沒有正義感、沒有同情心的冷血動物，又怎麼會對巴勒斯坦人的遭遇感到憤怒呢？一個隨時準備坐觀別 人拚命流血，乘機割稻仔尾的人，一個從不遵守紀律，只會要求別人要如何，自己隨時食言、輕信寡諾的人，別說參加革命，連加入黑社會幫派都不夠格！
台派陣營當前最流行的是「轉型正義」這個新口號，如同「正名制憲」、「國家正常化」、「保護本土政權」這些口號一樣，「轉型正義」又是台派權力者與優勢階層鞏固地盤與操作群眾動員的工具。
轉型正義是進步的社會力與統治集團角力鬥爭的過程，新的社會力戰勝舊勢力，瓦解原本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否定舊體制的歷史解釋及文化體系後，起造新時代的社會關係和是非價值，也同時就文化、歷史、政治、法律各方面，來追究並解決舊時代延續下來的問題。
台灣經過這個階段了嗎？對過去延續至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台灣社會形成新的評價了嗎？建立新的是非與價值標準了嗎？外來體制的不義結束了嗎？對過去的否定和反省成為社會的共識了嗎？
無論蔣經國對台灣往後的政治開放影響多大，對台灣人而言，蔣經國是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殖民體制的獨裁統治者；面對台灣人的反抗，蔣經國的政策轉變根本是為了繼續穩固統治基礎，延續外來體制。然而台派陣營至今仍不敢徹底批判蔣父子，也不敢明確定位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還得不時感念「蔣經國學校」的貢獻。民進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也依然對台灣囡仔洗腦，肯定中國文化與殖民體制對台灣人的貢獻。
因為外來體制的暴力鎮壓，支那統治集團至今仍掌握台灣的主導權，享受壓迫台灣人而來的資源、地位和利益，每次選舉仍舊得到50%以上的選票支持，其中台灣人的選票甚至超過所謂「外省人」的鐵票。
這根本不是台灣人對支那人的戰爭，而是支那人與台灣支那人的「競爭」。
2006年底北高市長選舉，陳菊當選高雄市長，自此，整個南台灣都成為新潮流的天下。
新潮流吃定了南部人，他們知道南部人再怎麼不爽民進黨，票還是不會投給國民黨。所以他們只敢在南部選 (不然, 好膽去北部選選看)。
台北市本來就是支那人的天下，這幾年來支那人有意識地搬去台北，民進黨選輸是意料中的事。謝長廷出來選，是為了自己2008的大選鋪路。
對於新潮流的背骨性格，運動圈子都非常清楚，但是大多數苦勞大眾難以理解，所以一直成為他們掌握國家機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