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的精神醫療過程,法農把土著起犭肖的主要原因歸結於法國殖民統治的結果。他在《大地上被詛咒的人們》第五章指出:由於殖民主義有系統地否定另一方面的人,並瘋狂地決定不承認另一邊人類的屬性。這種暴力對決中,原住民產生了防禦態度,形成一個結構,顯示出被殖民化的人格。當整個不馴服的本性終於被制伏時,殖民化就大功告成了。原住民的防禦陣地垮了,大量被送進精神病院,存在一種由壓抑直接產生的精神病理。許多病例顯示,直接原因的體驗主要是冷酷無情的血腥氣氛,不人道行為的普遍化。

 

在第一章裡,法農首先提到殖民者唯有通過暴力(violence) 及其他手段才能獲勝。憲兵、警察、軍隊是殖民者及壓迫體制的代言人;權力者使用純粹暴力的語言為仲介,恬不知恥地凸顯自己維護秩序的地位,把暴力帶進原住 民的家裡和腦海裡。殖民者的暴力使他們和被殖民者一刀兩斷,被殖民者被要求自覺地承受這個暴力,暴力保證了白人價值的優越性。

 

我們台灣人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在國民黨支那人 流亡政權殖民下,我們被迫認賊作父,認同舊中國文化、歷史和世界觀、價值觀(殖民者的暴力)。我們的士大夫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以講一口標準「國語」,幾乎 完全「支那化」而沾沾自喜,比支那人更加冷血、自私,更加瞧不起身邊的「台客」、「台妹」,看不起自己那受「日本奴化教育」的父母和長輩。如此一來,更遑 論面對赤裸裸的軍隊、警察、特務的制式暴力壓制的一味逃避了。

 

「非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不過是十分單純由一類人代替另一類人的過程。」要打破殖民體制,就要隨時準備使用暴力,包括否認及打碎殖民者灌輸在被殖民者腦袋裡的歷史、語言、法律、權威和道德倫理等價值的上層結構。「他從出生起就清楚了這個佈滿禁令的狹小世界,唯有靠絕對暴力才能否定」,不只是否定殖民政治和經濟體制而已。否定殖民世界,就是肯定一種絕對獨自性,被壓迫者拿起隨手可得的番刀,他決定要取代殖民者,並佔據他們位置,而不是要同他們平起平坐(那是中產階級的妄念) 。

 

法農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知識份子又愛又恨。他不像列寧或葛蘭西那樣,把革命知識份子(有機知識人)扮演職業革命家來作為先鋒隊,把革命意識、階級意識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鬥爭和運動中去。他認為原住民知識份子受殖民主義文化燒傷,有時候會發現村民大會、人民委員會的深厚密度。人民的鬥爭激發了他,但他又陷入在同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的交往中撿來的舉止和思考形態。「昨天他們是殖民主義的寵兒,今天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族權威的驕子。他們組織了掠奪國家資源的活動,冷酷無情地通過手段或合法的竊取爬上高位,濫用國家當前的貧困,大搞進出口貿易、開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權,在理論上,他們急切地把從國民偷來的贓物國有化。」

 

這一描述簡直是預言了2000-2008年台灣民進黨執政期間的貪腐現象。

 

法農也不相信政客,認為土著布爾喬亞(native bourgeoisie) 所建立的政黨,只在追求取代白人的權力和特權,他們克制甚至修正使用暴力或根本主張「非暴力」的改革。在殖民時代,這些民族政黨的一切活動就是選舉掛帥, 宣佈一些原則而不發出口號。儘管他們的語言是暴力的,直截了當地向殖民者要求「給我們更多權力」,但態度卻是改良主義的。支持他們的是城市居民的勞工、教 師、小企業員工、商人們,他們利用形勢汲取自己的利益,要求改善他們的命運、加薪、提高貸款額。法農痛斥:「原住民知識份子為了同化於殖民地世界,掩飾了攻擊性,他把這個攻擊性變成個人牟利了。」

 

馬克思把工人無產階級視為革命的前衛主體,列寧進一步主張由工人無產階級和貧農組成「聯盟」,但是托洛茨基、毛澤東等主張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革命。可是背後仍是由革命知識份子所建立的黨(共產黨)來領導無產階級發動革命。法農堅信,在殖民地國家只有農民是革命的,「這個失去地位的人、挨餓的人、受剝削的人,最快發現只有暴力才能補償他。他認為沒有妥協、沒有和解的可能。殖民化或非殖民化,這單純只是武力的對比。被剝削的人,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沒有別的手段。」

 

毛澤東領導中國農民革命,但是他靠的是黨和槍桿子,而不是農民暴動。法農根本不理解這點,他對亞洲革命完全是一張白紙,也沒注意到拉丁美洲,只關心黑色非洲,才會有如此武斷的論述,認為獨立的人民為行使自己的權利使用暴力,殖民主義發現暴力已成為一種氣勢,到處引爆,到處席捲殖民體制,到處都是奠邊府。

 

原住民認清了他的敵人,想起了自己的不幸,並把自己的仇恨和憤怒投入這條新道路。殖民者的刺刀和大砲更加強了他們的攻擊性,人人都想證明自己已準備要幹什麼了。法農太樂觀地相信被殖民者的自發性反抗形成的對抗殖民者暴力的反制暴力,「我們看到的是原住民大眾的直覺,就是他們必須解放,除暴力外別無手段。」被殖民者、現代的奴隸已經不耐煩了,他們知道唯有這種瘋狂,才能使他們擺脫殖民壓迫。

 

暴力的實踐統一了全體被壓迫民族,暴力有解毒作用,使原住民擺脫了自卑感、絕望和無力感的態度,使人民變得更大膽,使他親眼看到自己恢復尊嚴。暴力使人民提升到領袖的地位,民眾參加使用暴力的民族解放時,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自稱「救星」,提防把自己的未來和命運以及祖國的前途交給一個活上帝。

 

原來,法農主張的暴力就是指向民族解放、抵抗殖民主義暴力的自發性的、集體性的、以農民大眾為主體的革命。這是他個人的創見,完全沒有什麼馬克思、列寧、弗洛依德、毛澤東式的教條,因為他是寫給非洲番仔看的,不是為了討好知識份子──尤其歐洲知識份子──所寫的心得,不是高深、有系統、有什麼辯證法式的政治哲學教材。同樣是被殖民的台灣人,用心去感覺、體會他的創意吧!

 

*                 *                 *

 

去殖民化的過程就是找回人的價值,重新肯定自己是一個人而不再是牲畜。這是法農同另一類受苦者──精神病人──相處得到的啟發。然而,殖民地民族政黨扮演的角色令他質疑,「民族主義政黨幹部和群眾之間,存在一種差距和不同的節奏。」在所有政治組織或工會裡,群眾和幹部之間照例總有一道鴻溝。

 

來自都會的政黨幹部往往遵循歐洲模式,由於他們是知識份子和商業菁英,極端瞧不起、不信任受傳統、封建地主、巫師、長老控制的鄉下人或山上人(農民)。他們首先找的是城市勞工階級、熟練工和公務員,這些人誠如巴枯寧所厭惡的那樣,已經沾染了資產階級習氣。法農顯然沒看過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只指出他們「並未充分準備響應未來民族解放的殘酷鬥爭」。

 

貧苦農民大眾,不論是在鄉下或山上,或流入城市邊緣的貧民窟,構成一個遊民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卻不被政黨所重視,把他們看做是最散漫、最不覺悟、最無組織和最無政府主義的一盤散沙。民族主義政黨不會下鄉去啟發他們,「提高戰鬥層次」,向農村進行宣傳鼓動。何況他們的權威受到傳統長老、巫師、地方頭頭的挑戰和駁斥。他們只是期待鄉下的群眾運動無限期地持續下去,而自己躲在城裡或跑到外國去。

 

殖民者反過來充分利用了被殖民者之間的「城鄉差距」和矛盾,分化離間,找到一個他們最愛的談判對手,排斥其他「極端派」。1920-1930年代我們台灣民主運動萌芽期間,台灣總督府准許台灣仕紳成立台灣民眾黨(1927.7),先決條件是他們必須同蔣渭水等「過激派」劃清界限,表明「不含任何政治鬥爭」的態度,孤立蔣渭水。這一策略充分奏效。1986年國民黨恩准民進黨成立,也重施日本人的步數,把民進黨綁死在反台獨、反共、遵守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一步步迫民進黨由妥協而承認外來政權的合法地位,開始大玩政黨輪替而不是推翻外來政權的「理智」遊戲。

 

法農也不相信城市勞工,由於工會遠離農村大眾,工會愈來愈政治化,工會頭人一頭栽進選舉運動,他們和政黨一樣,只會利用無恥的馬基維利主義驅使農民,把他們當作盲目而遲鈍的力量,甚至當作暴力來利用。面對黨內、工會內激進派的挑戰──他們不斷追問什麼是民族主義?你們這些話的背後是什麼?為什麼要獨立?──很快地把這些「革命份子」孤立起來,下一步就是無情地甩掉這些冒險家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些「冒險家」逃入山區、鄉下,「農民的大衣,將以意想不到的溫暖和勁道將他包裹起來。」接著法農發揮想像力,超級理想化地描述活動家和農民展開了真正的對話:他們聽到的是真正國家的聲音,看到人民無限地悲慘。於是,他們敞開胸懷對農民傾訴。活動家開始意識到,鄉下人要的是改變而不是改革、不是改善。「他們在一種暈眩中明白了城市的騷動始終不能改變和震撼殖民體制。」他們發現農民群眾始終未停止用激烈的言詞提出暴力、從外國人手中奪回所有的土地、民族鬥爭、 武裝暴動等關於自我解放的問題(法農顯然太誇大農民意識了)。他發現一個慷慨大方、準備犧牲、急切和勇敢地奉獻的人民,「他們堅如磐石」。於是,從城裡來的人開始向人民學習,並為人民開設政治和軍事課程。

 

在第三章的結語中,法農重申廣大群眾、知識份子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差距和辯證關係,「經驗證明,在一個低開發國家,重要的不是由300個人構思、決定,而是由全體人民在理解之後共同做出決定,即使代價必須花上兩倍、三倍的時間。」法農太過樂觀了,又不是希臘城邦時代那樣的全體公民參政。他也預見了未來第三世界的獨裁、貪腐的一面,只能阿Q地期待人民崛起。

 

法農對法國及歐洲文明的認識相當膚淺,但反抗(而不止反對)歐洲殖民主義的情緒並不比其他第三世界被壓迫者差。他太熱愛法國文明,內心渴望成為白人,最後幻滅並體會到殖民地勞苦大眾被當作牛馬,不再置身其外,撕下他的白面具,毅然投入黑皮膚的民族解放鬥爭。

 

台灣太多早期法農式的知識份子,20年前他的英文作品早就以盜印本流傳於知識圈。但是台灣知識圈只會隨著國外的結構/解構、後現代、後馬、後毛……等流行起舞,看了法農的書,只會陷入「超時代/超歷史」的自鳴得意情境(situation),以為自己已經用「暴力」淨化了。

 

面對殖民統治,台灣人知識份子太無恥(不止軟弱),中產階級太過無聊,又如何能責怪勞苦大眾太過無知呢?

 

[編註] 本文摘錄至楊碧川編著《法農與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TGB通訊》117(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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