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來不太認同這麼年輕就寫回憶錄,可是最近看到台灣民族的危機,加上一些背叛工運、社運之流者(如台灣勞工陣線),開始在簒奪歷史的解釋權,覺得不得不把年輕時代,所有經歷的學運、政治、社運脈絡全部書寫出來,不但給自己一個交代,也讓年輕一輩的革命者認清敵我,並且堅持民族解放的正確路線。
我曾經在台文小說《人間百合》述及我成長的背景。那是位於基隆的工人社區,因此,對我而言,工人的解放是最為重要的。當然,我不會幼稚到說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格無法成為革命的主力。然而,對於無產階級那種失去工作就一無所有的感受,我則是相當強烈。這也是那句「我們所能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鎖而已」,至今還深深地印烙在我的腦海中的原因。
和所有受過中國國民黨制式教育一樣,從小我就非常嚮往中國的一切,偏偏我的「國文」成績又特別好,考試作弊時我總是負責這一部份,而且還曾經因為寫過批評反對黨的文章而受獎。其實,我那時候不自覺,已經開始在剪報收集資料,稍稍有點政治啟蒙了。
讓我對整個中國文化懷疑的是高三聯考前的「天安門事件」,不可否認,那對我精神真是很大的打擊,整個靈魂如同虛脫掉了,我對國家機器所扮演角色的質疑也從那時候開始,不過那時還沒有台灣意識。
真正有台灣意識是加入逢甲「阿草俱樂部」,由一位叫李俊良學長帶我了解二二八事件,我記得當我知道這塊土地曾發生這樣的事後,連續七天晚上都半夜爬起來,流淚到天亮。而我後來和一些運動中的統派或生活上自認為中國人接觸,發現他們的記憶都少了這個歷史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