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魯閣人在18世紀前由南投Truku-Truwan陸 續東遷到立霧溪與木瓜溪流域,這兩百餘年間因為文化的適應、部落互動甚至是族群間的交流,改變了太魯閣人對於認同的意識表現,而認同的意識又架構在特殊的 空間地理上,使得歷經戰爭與遷移的太魯閣人得以將認同轉嫁到空間上,內化成一個「祖先的地方」繼續做為認同來源的依據。近代認同運動所孕育龐大的能量,無 非是宣洩過去積壓在太魯閣人內心的認同渴望,而順利的連結所有太魯閣人對抗外界任何形式的符號賦予。

 

太魯閣人經過一個東遷的事實在立霧溪流域逐漸形成一個特屬的經驗與記憶,擴散到大濁水溪、木瓜溪流域後刺激而成「Truku」 的認同,期間太魯閣人所居之處經常性的活動介入,累積的記憶過程以及符號、觀念等意義的承載,加上真實的經驗與事件,讓太魯閣人對具有安全感、認同感的 「地方」納入為重要的認同來源。以「地方」做為研究認同的途徑除了是因應太魯閣人特殊的族群認同,「地方」承載、架構與轉化的認同意義最能符合太魯閣人特 殊歷史情境下的認同模式。而學術科學上的族群歸屬理論-原生論、客觀特徵論、工具論等,雖能繪製太魯閣人大致的族群輪廓,但不能忠實呈現太魯閣人認同的全 貌。

 

「地方」一直是承載太魯閣人歷史與記憶的介面,但「地方」也 是影響太魯閣人認同的因素之一,自然條件下的地理氣候限制了某些文化行為而適應出「獨特」的文化表現,如:服飾呈現、儀式斷落等。太魯閣人經過一個空間的 移動進入特殊的「地方」環境而改變了原生的文化內涵,創造出與地方彼此修正而來的認同意義。而單純的族群分布以及花蓮的邊緣位置使得太魯閣人一直保有地方 認同的運作邏輯,直到1914年日本全面征服太魯閣人後才開始受到刺激與干擾。

 

日本的征服與控制讓所有太魯閣人統一集合成一個「被征服」、 「被控制」的單位,而為了管理普設的「道路系統」更讓政權的統治深入每個太魯閣人部落,雖然日本的征服與統治讓太魯閣人感受被殖民的壓力與限制,但戰爭的 影響與道路的連結無形中也在刺激太魯閣人同一的認同。日本統治末期實施的「集團移住」混居型態更讓太魯閣人確認「Truku」做為所屬成員互為一體的象徵符號,然而,集團移住的遷移使得太魯閣人抽離「地方」以及因為遷移產生的離散意識,對於文化與認同的失序、迷惘以及渴望,讓基督教長老教會可以有介入與領導的空間。

 

基督教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適時」的介入,至少慰藉與穩定太 魯閣人當時文化失序與變動的時代,教會的宣教內涵也保留了部份太魯閣人語言與認同的元素。在政權更替後實施的同化政策、現代進步的觀念強植以及來自內部泛 公職菁英的擾亂,教會無疑是太魯閣人文化與認同的避風港,然而,教會過度詮釋與引導太魯閣人文化與認同的內涵,使得太魯閣人文化與認同在經過半世紀的隱沒 後,於90年代再現時卻充滿「教會」色彩的文化出場,尤其以「感恩祭Mgay Bari」這個於2004年 太魯閣族正名成功後隨即誕生的文化再現祭典,企圖召喚太魯閣人對於文化的記憶或是說凝結難得的「族名」正名。而組織正名運動向外界抵抗任何不屬於太魯閣族 成分的形式符號,以及切割原生祖源關係的賽德克人,本質的論述與明顯的宗教力量介入,無怪乎外人對於太魯閣人的正名總是工具論的菁英操作模式。

 

太魯閣人認同Truku有其背後強大的文化與空間意義,教會的論述、詮釋與再現不過是一個時代菁英操作現象,就像70年代以前泛公職或泛國民黨菁英操作太魯閣人的文化與認同為泰雅族或中國人一樣,只要太魯閣人承襲與傳頌來自Truku祖先以及部落賦予的文化與記憶,任何的菁英操作與脫序的文化再現還是會回到Truku最根本的意義來源。

 

歷經內部生成、外部刺激以及近代發展干擾的太魯閣人認同,逐漸修正出「Truku」這個可以連結過去、適應現在與展望未來的集體符號。雖然近代太魯閣人菁英切割同屬祖源關係與語言文化的Sediq (賽德克人),但Truku這個辭彙仍然還是要回到Sediq、Sediq-Truku、Truku-Truwan等原始的意義來源,做為太魯閣人歷史文化脈絡的方向,若只為爭取統治者內「被統治位置」的族名正名,粗率斷然的切割太魯閣人的歷史脈絡,則使太魯閣人的歷史產生不完整的現象,而認同自然就不是完整的面貌。然而,Truku的認同與集體象徵經過歷史、空間與文化的作用,在容納與互為一群的尺度上已將Sediq排除在外,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容納與排除的機制,這現象也應尊重與承認,援用學術科學理論的原生論、客觀特徵論等來質疑太魯閣人的認同與集體象徵,是否又重蹈過去日治以來文化證據的歸納演繹以及脫離族群互動脈絡的分類標準,來對原住民各族歸屬進行分類的實驗組合。

 

眾多的認同來源端視個體或群體依本身的文化特徵、歷史記憶或經驗感受等,來連結彼此互為一體的想像,太魯閣人獨特的歷史發展、共同經驗與共同感受,選擇以歷史的經驗投射的「地方」做為Truku認 同的意義來源,並以此做為所屬成員的集體符號,原生論的共祖情感來源雖然可以凝聚所屬個體群體在認同上的連結,但族裔繁衍及遷移的空間區隔,地方的認同與 經驗似乎強過遙遠的共祖團體。客觀特徵論的文化或物質相似歸類更不能取代在地方擁有共同記憶與族群互動邊界的實際經驗,太魯閣人擁有自己完整的認同來源與 認同依據,面對自我表述的機會時應有太魯閣人自己歷史觀的敘述與族群意識的表現。

 

太魯閣人之所以為太魯閣人有其背後的文化、歷史與空間的意義,在外來政權實際統治的百年間(1914年始),不斷被統治權力壓抑的民族認同在21世 紀仍然展現太魯閣人的認同力量,無非是認同背後堅強的文化經驗、歷史記憶與空間認同,然而,國家管理與族群互動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太魯閣人菁英,在領導太魯 閣人意識與外族對話中卻也忽略太魯閣人本來的認同基礎,執意運用科學分類的概念化證據來突顯太魯閣人的獨特性,殊不知太魯閣人的歷史發展與地方經驗即是太 魯閣人認同的根本。而領導太魯閣人去跟一個統治太魯閣人的政權要求一個政權統治內「被統治位置」的台灣原住民族身分,甚至發動太魯閣人連署提請行政訴訟, 不旦矮化太魯閣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正當性,更是已經承認中華民國1945年 以來統治太魯閣人的合法性,在外來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確立之下,太魯閣人似乎也沒什麼立場向統治政權要求民族的保障或文化的自治。外來統治或多數族群統 治的國家為了補強對少數族群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給予適當的權力分享、政策優待或賦予自治,而少數民族因為被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不足可以要求脫離或 獨立,而今,太魯閣人菁英卻是反其道而行,盡失未來與統治者談判更多的文化保障、行政自治甚至要求獨立的籌碼。

 

[編註] Chit篇是Yawas碩士論文 ê 結論

 

──TGB通訊》98(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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