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來不太認同這麼年輕就寫回憶錄，可是最近看到台灣民族的危機，加上一些背叛工運、社運之流者（如台灣勞工陣線），開始在簒奪歷史的解釋權，覺得不得不把年輕時代，所有經歷的學運、政治、社運脈絡全部書寫出來，不但給自己一個交代，也讓年輕一輩的革命者認清敵我，並且堅持民族解放的正確路線。
我曾經在台文小說《人間百合》述及我成長的背景。那是位於基隆的工人社區，因此，對我而言，工人的解放是最為重要的。當然，我不會幼稚到說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格無法成為革命的主力。然而，對於無產階級那種失去工作就一無所有的感受，我則是相當強烈。這也是那句「我們所能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鎖而已」，至今還深深地印烙在我的腦海中的原因。
和所有受過中國國民黨制式教育一樣，從小我就非常嚮往中國的一切，偏偏我的「國文」成績又特別好，考試作弊時我總是負責這一部份，而且還曾經因為寫過批評反對黨的文章而受獎。其實，我那時候不自覺，已經開始在剪報收集資料，稍稍有點政治啟蒙了。
讓我對整個中國文化懷疑的是高三聯考前的「天安門事件」，不可否認，那對我精神真是很大的打擊，整個靈魂如同虛脫掉了，我對國家機器所扮演角色的質疑也從那時候開始，不過那時還沒有台灣意識。
真正有台灣意識是加入逢甲「阿草俱樂部」，由一位叫李俊良學長帶我了解二二八事件，我記得當我知道這塊土地曾發生這樣的事後，連續七天晚上都半夜爬起來，流淚到天亮。而我後來和一些運動中的統派或生活上自認為中國人接觸，發現他們的記憶都少了這個歷史區塊。
由於缺乏台灣的史觀，這些人在分析台灣社會現況，總是硬生生移植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彷彿都不需考慮台灣的殖民歷史，就可以隨便引用、解釋，造成了運動圈內的大混亂，互相撻伐，抵銷戰力，更讓人民對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運動莫衷一是，無法形成推翻體制的力量。
真正讓我決定踏入運動圈的是，我的另一個學長廖柏霖在我們申請正式社團「台灣歌謠研究社」前一天意外車禍去世，由於時間點實在太巧合了，加上之後我不斷受到教官與學校的壓力，讓我反抗的心意更為堅決。從此，校園民主、校際串連、支援社運幾乎就是我大學生活的全部。
(二)
那時候全國串聯的校際團體叫「全國學生運動聯盟」，每校都有一個校際代表，看起來好像很平等，其實不然。因為每校的人文社會與理工學院的比例不同，參與學運的人口比例不同，稱霸的學校也就不同，像中部就是以人文社會科學居多的東海人間工作坊為首。而且資源分配也是弱肉強食，如全學聯在撥款項時，最需要幫助的像我們逢甲，只得到柏霖的喪葬費五千元補助，其他十幾廿萬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而且，這些自詡進步的學運份子本位主義也相當濃厚，例如他們會為了叫「全學聯中區」或「中區全學聯」爭個老半天，最後還是叫「中區全學聯」。為什麼呢？因為這樣叫彰顯出「中區」呀！
為了大局著想，其實也只有少數人在計較這個，多數的學校還是選擇和東海人間合作。而且那時候的人間工作坊又標榜著自己非常的「左」，所以像我這種涉世未深的笨蛋當然會被吸引了。除此之外，人間的分工也相當細緻，經營校園的叫「青工會」，經營校外的叫「社工會」，主要是以畢業與否來區分。我那時參加的「社工會」成員有沈發惠（前立法委員）、蔡其昌（前立法委員）、史哲（現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時思（蒙藏委員會委員）、廖偉程（獨台案事件主角之一）、陳政亮（現世新大學助理教授）、鄭斐文（現東海大學助理教授）……，當然裡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學運當墊腳石，可是整個組織工具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最後當然是謀略取向，整個向新潮流傾斜了。
東海成員上台北之後和中興法商（今台北大學）青年社合作，因為法商的成員都在台灣勞工陣線擔任專職，我也被安排進入工作。法商的組織與東海差很多，有點像兄弟會，紀律不是很嚴謹，這也是簡錫堦用來除掉他們的理由之一。剛開始在勞陣工作覺得很忙碌卻很充實，因為能真正實踐自己的理想，很多勞資糾紛都能順勢解決，勞工們也很團結，階級力量似乎越來越強大。可是到後來卻發現內部出現驚人的問題：原來勞陣的工作人員是把勞工當跳板，一個一個晉身統治階級，如李文忠（前立法委員）、賴勁麟（前勞委會副主委）、李建昌（台北市議員）、周威佑（台北市議員）、林宜瑾（台南縣議員）、黃清賢（國策顧問）……。這個現象讓有意籌組工人政黨的勞工非常不滿，一直到簡錫堦、劉進興利用動員最多勞工的「430反金權怒火之夜」向新潮流要了兩個不分區立委，整個勞動群眾不滿的情緒才爆發出來。法商的丁勇言知道這種情勢，早早就腳底抹油跑掉了。而簡錫堦則召集親新潮流的工會幹部開會，席間當時的勞陣主席白正憲曾主張將我留下（這是事後聽廖偉程講的），我想他應該是明白我是真正為工人做事的，而且我也有能力幫解僱的工會幹部回去（他一直都還是解僱的工會幹部身份），可是簡錫堦堅持要趕盡殺絕。
開台北分部會員大會那天，包括邱義仁（現行政院副院長）等新潮流大老都跑來了，兩方票數相當，可是簡錫堦硬要表決。當時的勞陣副主席，也就是前統聯客運工會理事長余世昌氣得翻桌，所有的人開始喧鬧、推擠……。我還記得我跳上桌子，大喊：你們這些踏著工人血肉上去的人……！！！
頓時，全場鴉雀無聲，宇宙的時間似乎就停在那一秒。
(三)
那時候的勞陣之所以能成為最大的工運團體，主要背後是有台灣石油工會的支持。石油工會自成立「勞方聯線」，並於1988年發動715大遊行以來，已經成為台灣藍領工人最大、最剽悍的組織，內部勞資兩派的勢力也相當。傾資方的工會幹部當然是屬於中國國民黨系統，而民進黨新潮流系統則從「勞方聯線」中扶植沒有階級意識，只有個人利益考量的工會幹部，其中黃清賢（後來的國策顧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我第一次看到黃清賢時他還是擔任勞陣的主席，那時我們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記者會，只見他刁著煙和一堆工會幹部笑鬧地從電梯走出來，我不禁皺起眉頭：「像這種連基本公共禮節都不遵守的人，憑什麼帶領台灣走向更好的社會？」果不其然，黃清賢最後和簡錫堦勾結起來，共同分化正在茁壯成長的台灣工運，硬生生將工人階級的力量打回20年前！
真正要說對石油工會最有貢獻的，應該分屬南北的洪明江和王文祥二人。洪明江是位極具群眾煽動性的人，而他特殊的磁性聲音，也讓運動的場合高潮不斷，是個領導型的人物。王文祥則是位真材實料的組織工作者，而且他的組織範圍不只在工會，社區、反抗組織都有他的身影。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兩位工會幹部都同時具有民族與階級意識，然而也是因為這樣，他們也備受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新潮流的打壓。
我在勞陣時與文祥兄熟識，之後進入他主導的「全國國公營事業工會聯合會」，工會的成員遍及全台的國營事業工會，之後更不斷地進行反民營化運動，714的大遊行更是讓經濟部頭疼不已，這也種下了統治階級決意清除文祥兄的伏筆。
附帶一提的是：那時候的法商也都轉戰到全聯會，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組織真的散漫到不行，而且一到新的地方就好像蛭蟲一樣，要把他人的資源吸收到乾為止。而且當文祥兄被打壓時，這些人還故意避開，難怪文祥兄會說：「這些人連當兄弟的資格都沒有了，還妄想他們當同志？」
而我也被丁勇言以父權的角度教訓過：他說勞陣那口飯是他賞給我吃的，要我對他們組織恭敬一點！真是他媽的，什麼階級平等、解放壓迫都是屁話！這些人的頭腦才應該去重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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