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瓦基先生是我的第一個波蘭朋友。
認識他，因為1997、1998年之際，一群朋友組了台灣團結工聯，想要和波蘭團結工聯交流，於是我們找上了波蘭在台灣的辦事處。
三個工運弟兄加上我，去到台北基隆路的辦事處登門拜訪。第一次見面，諾瓦基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們這群陌生客人。我們表達了希望透過他聯繫波蘭團結工聯的願望，也期待能邀請工運出身的當時的波蘭總統華勒沙到台灣訪問。這次的拜訪開啟了我們10年來的深厚友誼。
作為職業外交官，諾瓦基先生擅於交談、學養豐富。研習漢學出身的他，曾經派駐過越南、中國、阿富汗等國，永遠有許多話題可以聊。成為好朋友後，我們會碰面聊天。那幾年，民進黨還沒執政，街頭對國民黨的抗爭依然在進行。有時候到台北遊行後，我會邀請諾瓦基先生到國賓飯店的咖啡廳喝咖啡。
他知道我喜愛波蘭猶太裔作家以撒‧辛格的作品，便經常和我聊到以撒‧辛格書中的場景華沙。他告訴我，戰後的華沙和書中描述的華沙不一樣了，因為戰爭讓華沙幾乎變成了廢墟，所以全面改建了。但是，隱約之間還是看得到舊華沙的影子。因為文化。文化傳遞，讓都市即使更新，仍然嗅得出濃郁的氣息。有機會到波蘭去看看吧！諾瓦基先生這麼建議。
昨天和一位來自台灣且定居法國16年的朋友聊到今天即將在國會投票的新移民法，她的義憤填膺讓我目瞪口呆又很尷尬。她說法國沒有義務接受這些移民，而非法移民造成社會負擔，憑什麼要富人繳稅養他們？她說富人日夜工作沒有假期，窮人不努力只會眼紅然後希望共產......。
我告訴她，人各有命，不是每個人都具有足以輝煌騰達的聰明才智，也不是每個人都幸運的含著銀湯匙出生。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
一個人立意或被迫離開原生國家，就像一株樹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片陌生的土地，要適應生存必須付出無數代價和血淚，怎可用合法和非法就簡化了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事實？
法國有為數眾多的非洲裔移民，他們說著流利的法語，明顯都來自前法國殖民地。而今，當這些長期被殖民壓榨的國家因饑荒或內戰致使子民流離失所，法國絕對有義務收容，為往昔不義的侵略惡行贖罪。那些支持新移民法的官員、國會議員和排斥非洲裔移民的法國人，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罪惡感嗎？
在這次的遊行活動中，我闖入隊伍拉起人們的手一起高喊口號，用相機鏡頭捕捉人們的焦慮，身旁左右二位黑人朋友的體溫隨著我的手掌傳到我的心臟裡，他們美麗的膚色和臉龐呈現在我的電腦螢幕上，我能夠體會到上帝為了讓地球更多彩多姿而造成了各種色彩的人類，所有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都擁有來自神的愛，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
法國有八分之一的人口是移民，他們因為各種理由來，到這裡從事各種工作討生活，尤其多數是粗重勞力的工作。這將近800萬人又有為數不少是無證照SansPapiers，所謂的偷渡犯。
偷渡犯進入法國，有人從內戰頻仍的非洲祖國逃難而來，有人想在法蘭西尋求更好的生活。沒有護照，沒有入境許可，偷渡進入法國就得像老鼠躲地洞，任由雇主剝削凌虐。這些可憐的老鼠們，寧願忍受極不合理的待遇，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國家，無非期待脫離貧窮戰亂或者獨裁統治。
法國是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和美國一樣亟需勞工。危險性高、勞動條件差的工作，幾乎都被外來勞工包辦了。我的法語班的秘魯籍男同學在建築工地做水泥工，每天爬上16層樓，踩在鷹架上賣命，還必須提心吊膽警察突襲。我問過他為什麼不回秘魯去，他的答案是要賺錢寄回家養老父母。
長久以來法國社會對勞工的需求，讓政府對無證者睜一眼閉一眼。數十萬無證勞工躲在工廠、餐廳廚房和建築工地，據說某些中國移民經營的工廠和餐館，強迫他們的同胞一天工作18小時，一小時工資不到一歐元。被剝削的勞工害怕雇主向警方檢舉非法入境，只好忍氣吞聲繼續做牛做馬。
2006年，當時任職內政部長的NICOLAS SARKOZY訂定了新移民法CESEDA，決定把無證者趕出法國。這些人有許多已經結婚生子，在法國生活十幾年。他們的人生在法蘭西。5月13日，我換了三班地鐵到巴黎北邊的共和廣場參加聲援SansPapiers的遊行。遊行隊伍中當然絕大多數是移民，但是也有不少法國人。人數多達3萬5千。
話說我第一次在法國看醫生。2004年答應求婚後秋天提著二卡皮箱到巴黎，展開結婚典禮的準備事宜。BOULOGNE市政府要求外國籍結婚新人必須出具健康證明，所以未婚夫就從pages jaunes電話號碼簿裡找了住家附近的醫師掛號，約好一個禮拜後去做檢查。當天，我們準時抵達。在一棟建築物門口按了對講機後，獲得允許開門爬上三樓。診所裡只有年約五十的女醫師和一名助理。因為我剛入境，沒有任何醫療保險，所以言明自費。醫師大概量了我的身高、體重、血壓、心跳、問了家族病史，然後開了處方箋讓我到檢驗所去驗血。說再見前，未婚夫付了50歐元。
隔天一早未婚夫上班，起床空著肚子我獨自趕到指定的病理檢驗所LABORATOIRE D' ANALYSES DE BIOLOGIE MEDICALE去接受抽血、驗尿等手續，檢驗師說會將報告直接送往醫師處，要我再掛號回診。檢驗師的英語雖然不怎麼容易理解，我還是搞懂了要付檢驗費50歐元。
又一個禮拜後，我們再度回到女醫師面前看檢驗所轉過來的報告。女醫師皺著眉頭用憂心的表情告訴未婚夫，病理報告顯示我有嚴重貧血，詢問我是否不常吃紅肉。她的法語幾乎沒有抑揚頓挫，順暢的像溜滑梯一樣，但是我一句也聽不懂。透過未婚夫的翻譯，我回答因為生長在農家所以不忍吃牛肉，也答應為了健康以後會開始吃牛肉。女醫師這次開的處方箋是讓我們去藥局買鐵劑。我們道謝後又付了50歐元。
幸好，市政府沒有因為我的貧血拒絕結婚許可。婚禮過後，未婚夫升格為丈夫，天天下班後從超市買一片牛肉回家煎了讓我吃。每天晚餐，我的餐盤裡總有一片比手掌大的牛排，他細心剔除了油脂肥肉，煎七分熟閃著肉汁的光澤，沒有間斷過。吃到我反胃，簡直連看到牛皮都害怕了。牛肉加鐵劑，吃了將近三個月我沒有變成女鐵人，反而越來越疲倦。直到有一天在電話上對行醫的哥哥抱怨，他驚慌失措的要我立即停止服用鐵劑，理由是我的肝臟無法負荷了。
哥哥認為女醫師可能粗心大意、忽略了我的血像。除了缺鐵性貧血外，我還遺傳了來自父母雙方都有的地中海貧血。地中海貧血病人的肝臟不能代謝過多的鐵質，將會造成沉澱而中毒。這實在有點麻煩。缺鐵性貧血需要補充鐵質，地中海貧血無力代謝鐵質，而這二種疾病同時在我的身上。該怎麼辦才好呢？哥哥建議讓它們在體內和解共生吧！不要特別吃藥了！
對門的鄰居斐荷妮是位身材適中，留有一頭挑染了栗子色捲曲秀髮的法國女人。她約有50歲上下的年紀。由於保養得宜，依然豔光照人，且散發一股年輕女孩缺少的成熟韻味。
斐荷妮雖然和她的一位男性友人在巷子轉角經營一家花店，卻沒有住一起。她的公寓是那種單身巴黎男女慣常居住的一房一廳套房。我們兩家位在這棟安靜的小巷弄建築物的同一層樓，共用電梯和垃圾流籠。
花店男主人頗具西班牙鬥牛士的風采。高大健壯的身材配上古銅色的肌膚，像極了電影蒙面俠的主角蘇洛。每回我出門經過花店門口，總會看到這位英俊的蘇洛正在忙進忙出照顧著生意或料理花材盆栽。有時我們也會在公寓電梯口碰面。
蘇洛其實只是我經常遇到的斐荷妮的訪客之一。訪客們有時在夜裡來到清晨離去，那麼早上我送先生進電梯就可能遇到。如果午後來訪，那麼我出門散步或買菜回來也可能遇到。
我遇到過的斐荷妮的訪客們除了蘇洛外，有附近地毯店的老闆、麵包店的店東、咖啡店的掌櫃和一些我不認識的紳士。斐荷妮把分配給每個人的時間都安排地妥妥當當。她的訪客們都服服貼貼地依著女主人的作息表出現。
七月到了。七月裡最美的風景是陽光、花朵和女人。這是歐洲最溫暖最美麗的季節。女士們都不吝惜展示當季最新的時尚，把巴黎的街頭粧點的花枝招展。
今年夏天流行蛋糕裙，一層接著一層，像結婚蛋糕，像佛朗明哥舞者穿的西班牙長群。設計師把它搭配上八公分高的船底鞋，確實讓女人們搖拽生姿，或者搖搖欲墜。
今天我上街去買菜，遠遠就看見年約80的老太太，一身優雅的荷葉邊上衣配蛋糕裙，腳蹬著踩高蹺一樣的船底鞋迎面走來。她佩帶了五彩繽紛的大型項鍊遮掩了乾癟的胸頸，頭上頂著美容院精心梳理的法國髻，佈滿皺紋的臉上畫了精緻完善的妝，優閒地向對她行注目禮的人們微笑。
有點擔心她摔跤。可是我更羨慕她能夠忘記年齡，依然享受著身為巴黎女人的權利與樂趣。
廚房的洗碗槽剛好在窗下，面向著對街建築物的四樓。每天吃過晚餐後，我戴著橡皮手套洗鍋子刷碗筷，會打開窗子望望外面的街道。
住進這棟公寓五年了，我仍然不認識柏納先生。
其實，這棟五層樓的公寓總共只有16個居民加上門房女士。當初剛搬進來時，馬可曾經帶著我挨家挨戶拜訪，每一扇門打開後出來的都是老先生、或者老太太，只有年近60的奧黛莉勉強還算不老。
那個陽光溫暖、野鴿子在窗外聒噪的下午，我們按了二樓靠電梯那戶人家的電鈴，等了大約十分鐘才見到老先生露臉，經過馬可的介紹知道他姓柏納。柏納先生沒有邀請訪客進屋喝咖啡，我們只得站在門口寒暄幾句草草結束拜訪。臨走時 獻上了母親從台灣空運過來的吳記月餅禮盒。吃過晚飯我到地下室去丟垃圾，就看到印有嫦娥奔月圖樣的禮盒原封未動的躺在垃圾箱裡。剎那間，倒抽了一口氣，眼眶濕熱。用衣袖擦擦滾落的淚水後，我回家繼續刷洗堆積如山的碗盤。
婚後剛開始因為沒有學過法語，我只能用英語跟巴黎人打交道。於是，出門遇見鄰居就張嘴微笑。鄰居們可能聽不懂英語，卻懂了微笑。但是柏納先生不喜歡我的微笑。一次，我提著牛奶從超級市場回家，剛好柏納先生也在等候電梯。他佝僂著身子立刻爬上旁邊的樓梯，把電梯讓給了這個亞洲人。晚上睡覺時我對馬可說起這件事，笑著提議我們應該多繳點公共電費支付妻子獨佔電梯的開銷，他聽完後把我摟進懷裡，鄭重宣告他的妻子會改變人們愚蠢的種族歧視，呵！Yvonne 是這棟公寓四十年來第一個有色人種，柏納先生這輩子應該沒有和有色人種做過朋友……
逐漸的，隨著法語課程的進度我開始學會用法語問候鄰居們。BONJOUR！馬蛋。BONJOUR！柏納先生。
門房女士把包裹拿給我的時候，一邊用迷惑的眼神搜尋著我的臉，一邊用她速度很快、卻充滿節奏感的葡萄牙口音，像唱花腔女高音般宣稱：「為了送這個包裹，郵差來過三次了，馬蛋，這是從台灣來的禮物吧？他一直抱怨按電鈴都沒有人應門，我想妳應該是出門買菜去了。妳沒有聽到電鈴響嗎？真可惜，郵差先生真是個俊美的小子啊！」
有一次從街上回家，就在公寓大門遇見了郵差，那的確是個討人喜歡的年輕人，有著修長體態和一張電視上的香水廣告模特兒般的臉孔，散發著充滿雄性賀爾蒙的獨特魅力。但是，我真的沒有聽到電鈴響。一個富有雄性賀爾蒙的的郵差按電鈴可惜沒有比其他人大聲，所以我錯過了。
錯過的事不只俊美的郵差。丈夫抱怨中午打電話回家沒有人接、外面突然下起大雨淋濕了晾曬在陽台上的衣服。接著越來越多的抱怨，鄰居抱怨我家的收音機太大聲、丈夫抱怨我沒有聽到他呼喚、朋友抱怨我在超級市場沒有聽到她打招呼……。有一次，過馬路時甚至沒有聽到喇叭聲音而差點撞上衝過斑馬線的汽車。
困擾一再的發生，我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和別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直到十月初的一堂法文課上，年邁的海倫娜女士移動她龐大的身驅來到我的座位邊，遞了一張紙條，上頭寫著：「親愛的Yvonne，能不能請妳為大家讀一遍課文？」我下意識伸手碰了一下左耳裡面塞著的助聽器，緩緩的讀完課文，納悶著才剛換過新電池，怎麼會沒有聽到教授點名？
當然！我是半個聾子，而且已經用一隻耳朵生活了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這隻耳朵幫我收取外界的各種聲音，包括統治者恫嚇的威脅、傳播媒體的無恥謊言、土地上人民的憤怒，還有唱盤上旋轉著的紀露霞的歌聲、公園裡孩子們歡樂喊叫的聲音、和丈夫一句句深情的Je t'aime。雖然漫長歲月已經聽不到海潮和鳥叫，但是五年的異國生涯夜裡總能聽到丈夫酣睡的鼾聲，透過改裝過的電話也能聽到遠方家人親友的問候，這些讓我確定自己沒有被世界遺棄，如果這些聲音消失了，世界將會多麼的寂靜？
去年5月19日，拖著疲憊的腳步從日內瓦回到巴黎。
才下地鐵就發現雨恣意的下著，卡諾路上的行人撐著傘匆匆走過。路旁豎立了一排法國梧桐，嫩綠新葉在淺灰色的空氣裡閃著濕潤的光澤。春天的巴黎有一種難以察覺的憂傷。繞過轉角的洗衣店，正要往公寓前進就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靠在牆上。穿毛衣的身影躲在傘下抽動著肩膀，像一匹拱起背的駱駝般哭泣。
我伸手攬住哭泣的駱駝。親愛的，妳怎麼了？發生什麼事？這時，奧黛莉轉過身來，斷斷續續說著她的父親剛過世了！父親離開對她是個重大的打擊，奧黛莉把憂傷藏在眼睛裡。她的眼睛浮腫鬆垮，穿過瞳仁，堆滿了驚恐和不安。
奧黛莉的父親大約90歲了，是個很體面的紳士，我們偶爾會在電梯間相遇。罹患著精神疾病的女兒和母親關係一直有些緊張，父親卻是她最大的支柱。靠著家庭的幫助，奧黛莉就住在父母對門的那戶小套房裡。有幾次，父親誠懇地感謝我和女兒做朋友。她很孤單，madame您知道，她生著病！然而，她的母親卻曾經告誡我不要理會那個瘋子。氣質優雅有如古代貴族的老太太在門房面前嚴厲嘲諷自己的女兒，害我尷尬趕緊逃離。
生死有時，苦難有時。親愛的，不要太過悲傷，活著的人總是要繼續活下去。那段時間我儘量抽空溜到奧黛莉的小套房去。她展示新作的素描和水彩畫，我朗讀小王子，二個女人忙著翻出衣櫥裡的舊衣服，輪流在狹小的起居間裡學著模特兒踏起貓步，咖啡的香味讓春天不再那麼憂傷。
中午經過花店，蘇洛正在搬傢俱。看見我，他停下來打招呼說正要結束營業。妳知道生意很清淡，根本付不出房租 了。巴黎人不再買花了。他養的馬爾濟斯狗在門邊跳進跳出。盆栽們被堆上了小貨車準備運走。從水桶裡挑了幾支長頸玫瑰花，我說可以帶去遊行。蘇洛的眼角濕潤 閃著淚光，給了我四個貼頰吻，用細緻的棉紙包著美麗的黃玫瑰。那麼，再見囉！我得搭地鐵去共和廣場集合，回來時店門應該關了。
走在遊行的隊伍中，腦海裡一直翻滾著蘇洛的眼淚。我們做了六年的鄰居了。這個有著喬治‧克隆尼臉孔的男人， 很久前就不曾出現在我們公寓的電梯間，優雅的斐荷妮也早已不是花店的女主人。六年來，每天買菜時經過花店，總會駐足幾分鐘瀏覽排列在門口的各色花卉，偶爾 留意到換了女主人。是的，蘇洛的愛情就像花開花謝，很難永恆。有的女人嬌艷如玫瑰花，有的女人芳香如鳶尾花，有的女人清新如蝴蝶蘭。花開了，花謝了；愛情 來了，愛情走了。這六年，沒有改變的就是那隻狗。
傍晚，遊行完回到巷口，發現花店人去屋空。正在懊惱忘記問蘇洛要搬家去哪裡，忽然瞥見玻璃窗上貼著告示。仔 細看才知道花店主人留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親愛的客戶們，法國已經不是個小人物容易生存的國家，財富被大人物搜刮殆盡。我很遺憾離開這裡，把您們留 給下一個人，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世界，那裡，金錢不再是浩劫像個盛氣凌人的專制國王，而會有其他的價值觀讓人類更富裕……」
反覆讀了幾次信，蘇洛的眼淚終於從我的臉上滴落。摸出揹包裡的相機照下這封充滿絕望的信，陰暗的天空飄起細雨。
美麗的黃玫瑰，憤怒的花店主人。不公義的世界，怒吼的遊行隊伍。蘇洛說巴黎人不再買花了，媒體說沙科吉夫婦每天花660英磅買花。蘇洛付不起房租走了，貝當古家族的醜聞卻日日上演。拖著沉重的雙腿回到家，找到櫥櫃中一個陳舊的花瓶插入蘇洛最後的玫瑰花。蘇洛再見。
前年的冬天，下第一場雪那個晚上，瘦小的身影從半掩的門縫鑽進教室裡來，立刻就被法蘭莎小姐的眼尾逮住了。
法蘭莎小姐擱下白板上寫了一半的句子，拉開嗓門向大家介紹：「這位是沙米先生！他是……」話還沒說完，沙米先生緊接著補了「摩洛哥人」，頓時全班哄堂大笑。會笑是因為這個法語班除了老師法蘭莎，我們都是離鄉背井的外國人，聽到「摩洛哥人」勾起了鄉情，笑聲其實是一陣惆悵啊！
那天剛好坐我旁邊位置的日本人川口缺席，沙米就成了我的鄰座。
上課的時候，我們要抄寫法蘭莎小姐講解文法的題目，沙米總是低著頭。剛開始我以為他寫得非常認真，慢慢的發現沙米在描繪。是的，沙米用枯枝般的手拿著鉛筆，描繪著a、b、c、d 字母。他抬起頭靦腆的看了一下，指著筆記本告訴我這對他很困難。
摩洛哥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沙米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卻不會寫字。我理解的接過他的筆記本，從此負責幫忙抄寫功課。
